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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还从未给哪本书写过“序”，又是他一招呼，我竟傻傻地答应了。因为我想说，在一个非常物质的时代，有一部暖烘烘的书：李培禹的《笔底波澜》。
第一次掉泪，是读到他写赵丽蓉的《念想》。北京日报文艺部要办一台颁奖晚会，想请一位大腕压轴。大家推培禹打电话找赵丽蓉。他拨通了电话，迅速把这事儿说了，想等赵老师推说忙就算了。这是一场既没有排场，更没有报酬的演出。然而赵丽蓉算算日子给排上了。赵丽蓉演个大汗淋漓掌声雷动，培禹在后台迎住她。她问：“还行吗？还对得起观众吗？”后台的人全都冲她鼓起掌来，把后台鼓成了前台。后来培禹邀请她参加大兴西瓜节、廊坊元宵节等活动，又不敢相信她会答应。赵丽蓉说：“你把心放踏实吧，我一准去。也不知为什么，我一到农村，一见到老乡，心里就高兴。”多年来都是培禹有事找她，只一次，赵丽蓉打电话给他，说“有事求你”。原来是她的一个晚辈学生，河北省一个县评剧团的团长，车祸丧生。她花几百元打的赶往那个县，然后一肚子的话不知怎么说，就想让培禹帮忙，写一篇悼文，“这心也就不那么堵得慌了。好人走了应该留下念想不是？”
我不能不感叹，培禹的世界里，涌动着这么浓浓的，浓浓的情。
尤其是写老师的文字。
1971年北京恢复高中。上课铃响，培禹那高一年级一班可能不上学惯了，稀稀拉拉地站起来，老师说：“太不堪了！”不少学生不带课本，老师气得又说：“不堪！太不堪了！”他“嚓嚓嚓”地在黑板上写下“不堪”两个刺眼的大字，还边写边说：“工人不做工，农民不种田，学生不读书，这就叫不堪！”这位赵老师教学精彩而较真，教得培禹诗兴大发，在做命题作文时不由“哗哗”地写下一组诗。几天后赵老师讲评作文，说：“做好命题作文很重要，对这项基本功的训练一定要认真对待，要打下坚实的基础。这次我们班有个别同学没有按要求做，还写起诗来……”培禹吓得直到放学后才敢打开作文本，一看，老师打了一个大大的“优”，认真改了一些字句，有的句子下边还画了表示赞赏的红圈圈儿。批语只有两个字：“很好！”
2006年9月，培禹中学时的贾老师的夫人说：凌晨3点左右，贾老师走了。贾老师叫贾作人。培禹在北京二中上初中时，贾老师每隔一段时间就骑着他的“飞鸽”车到培禹家，自行车后架驮着一个用包袱皮儿裹着的大包——他把自己的藏书（当时都是禁书）一摞摞拿给自己的学生培禹，杨朔、秦牧、海明威、果戈理、莫泊桑……
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荒漠上，在培禹家的窗口里，闪烁着文化的长明灯。
培禹家穷，再上不起高中了。贾老师没商量：“你必须上高中！”而且说好培禹的学费、饭费都由他来交。
贾老师去世时，贾夫人不让举行仪式，只想家人为他默默送行。培禹是送他的唯一的学生。2007年的春节，他写下了这篇：《春节，少了一个去处》。
一天，报社传达室打电话给培禹，说有人找他。培禹到传达室一看，是小学班主任陈辉。陈老师从包里掏出一件浅灰色羊绒衫：“从小你的身体就不好，天冷了，老师给你带了件羊绒衫，不知合适不合适。”他的眼泪差点涌出来，紧紧拥抱了老师。
我拿到培禹这本《笔底波澜》书稿，想写一两千字，但是不知怎的就写了几千字。我再说一句：在一个非常物质的时代，有一部暖烘烘的书，像陈辉老师送给培禹的那件羊绒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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